Editor@Impact100 社會企業:2014年台灣經濟新亮點

2015-01-20 12:00 am

得益於國際經濟形勢好轉,2014年台灣社會經濟整體表現優於2013年。台灣 “中華經濟研究院”預計2014年全年經濟增長率有望達到3.46%,相較於2011年—2013年年增長率平均不足3%的“悶經濟”狀況,島內經濟已呈現轉暖趨好跡像。值得關注的是,島內一種新經濟組織形態—社會企業,在2014年獲得長足進步,成為台灣社會經濟新亮點。

一、2014年成為台灣“社企元年”

所謂社會企業,是指以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核心目標的創新企業組織,通過商業模式而非捐贈在市場機制中自給自足。

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的區別在於,前者以社會效應最大化為目標,後者以企業投資者的利潤最大化為目的。 

社會企業與非政府機構及慈善組織的區別在於,前者通過運用商業手段,實現自給自足、永續發展,後者主要依賴社會捐助。

社會企業在島內包括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兩種類型,涉及範圍不僅包含衣食住行等傳統行業,還包括老年看護、環境保護等新內容。據島內“勞動部”和相關研究機構統計,目前島內以非營利組織形態存在的社會企業有597家,以營利組織形態存在的社會企業約有200家,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公司重要目的之一的企業大約有1000家,其中在公司名稱中直接包含“社會企業”的企業有42家。

為支持台灣社會企業大發展,台灣行政主管部門在2014年提出“社會企業行動方案”,預計在未來三年投入1.6億元新台幣,計劃催生100家創新型社會企業、協助50家社會企業走出台灣、完成200件社會企業輔導案例。在2014年8月的“經貿國是會議”上,台當局更是將“發展在地產業和社會企業”作為平衡區域發展差異、改變社會貧富差距、降低島內青年失業率的重要舉措,台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更直接將2014年稱為台灣“社企元年”。 

二、台灣社會企業是“西風東漸”與社會變遷的產物

社會企業萌芽於歐美發達國家。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社會企業已逐步發展成為歐美發達國家中重要的社會經濟組織形態。以社會企業發育最為成熟的英國為例,2013年英國社會企業已達7萬家,雇佣人數接近100萬名,年生產總值高達240億英鎊,占英國年GDP超過1.5%。美國則發展出一套社會企業認證體系—B型企業認證模式,通過嚴格的財務審計和社會標准審核認定企業是否屬於社會利益導向型企業。

從歐美的發展經驗來看,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社會企業具有兩大優勢:一是承受風險能力高於一般企業。據統計,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B型企業”存活率比一般公司高出60%,呈現出更強的韌性。二是有利於促進企業所在地就業,振興貧困地區經濟。英國超過三分之一的社會企業扎根於最貧困的社區,而一般中小型企業僅有12%願意留在經濟落後地區;接近60% 的社會企業全部使用當地員工,滿足當地就業需求,一半以上的社會企業更偏向於雇佣殘障人士、單親女性家長等弱勢群體。

對於台灣而言,伴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島內各類社會問題日趨尖銳: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人口大量外流致使城鄉發展失衡,貧富差距的擴大致使各類需要幫扶的弱勢人員日漸增多。為解決社會變遷下的各類社會問題,島內非營利組織大量湧現。但傳統非營利組織主要依賴政府資助和社會捐贈,資金來源不穩定,因此越來越多的非營利組織探索通過商業運營,實現自給自足,同時台灣行政機構逐步推行的社會福利購買政策也助推傳統非營利組織按企業模式運作。另一方面,島內越來越多的傳統企業不斷創新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形式。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後,台灣企業不僅繼續采用捐贈形式體現自身社會責任,部分企業還開始嘗試與非營利組織開展系統合作,形成長期合作伙伴關系。這有利於島內非營利組織獲得企業經營管理知識,完善社會企業運營模式。

近些年,伴隨互聯網成長的台灣青年群體逐步邁入成年期,他們的價值觀念已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代際差異:相對於父輩,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不再以傳統意義上的成功作為自身追求的目標,更傾向於個性的舒展與自我意義的實現,呈現出典型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念”。因互聯網而被迅速擴散的歐美社會企業的成功經驗與強調社會責任的價值理念正被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接受並努力實踐,“修理壞掉的世界”成為島內青年群體新的價值追求。

據台灣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島內35歲以下的青年群體相比上一代,更願意從事社會企業;而現有的社會企業,超過15%由青年人組成。在大學校園內提出案例、尋找資金成立社會企業,正成為越來越多台灣大學生的就業選擇。

三、社會企業可成為兩岸社會經濟合作新的結合點

2014年3月島內爆發的“反服貿運動”使兩岸經濟合作遭遇重大挫折,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停擺直接導致兩岸制度性一體化進程被迫中止,隨後兩岸貨物貿易協議的延宕為兩岸經濟合作前景增加更多不確定性因素。島內民眾特別是青年群體對兩岸經貿合作心態日趨保守復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與島內“反中”勢力的惡意操弄高度相關,也與台當局施政不利致使島內民眾對兩岸經濟合作無感密切相連。大陸也在積極反思並調整兩岸經濟合作思路與相關政策,更多向島內“三中一青”傾斜,努力探索兩岸社會經濟合作的新方向與新思路。

因此,倡導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社會企業可成為兩岸社會經濟合作的新結合點。大陸可以給予台灣社會企業更直接的支持:如在政府采購時優先選擇社會企業生產的產品,支持大陸企業優先與台灣社會企業合作;鼓勵台灣社會企業進入大陸,為其提供稅收等方面一系列優惠條件;鼓勵兩岸青年在大陸共同創辦社會企業,等等。重視兩岸社會企業的發展一方面可以使兩岸經濟合作紅利更好地惠及島內弱勢群體,另一方面可以積極發揮社會外溢作用,在價值觀念層面連接兩岸民眾特別是兩岸青年群體。

來源:中國台灣網

作者:謝楠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社會學博士

原文刊登於公益慈善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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